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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驱动“中国服务”

现在中国企业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资源、简单的技术长驱直入国内外市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服务外包发展的动力关键在于观念创新、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整合资源、融合发展来适应未来市场的发展和需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今后的闭花木属服务外包发室内植物展既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和出台优惠政策，也须通过制度创新来激发企业自我发展和提升市场的“自适应能力”，真正实现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服务外包作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离岸服务外包，无论是在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扩大大学生就业渠道上，还是促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服务”、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从“国际竞争力”向“国际服务力”转变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连续出台的推进和扶持发展服务外包优惠政策的密集程度和补贴幅度是历史上不多见的。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国当前正在着力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选择部分地区在服务外包管理体制、促进机制、政策体系、监管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形成专业化、品牌化和规模化的服务外包产业领域，构建法治化、国际化和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打造服务外包技术创新高地。

多项政策支持服务外包加速发展

根据商务部数据，我国2015年服务外包合同总额和执行金额达1309亿美元和966.9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2.1%和18.9%，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总额和执行金额达872.9亿美元和646.4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1.5%和15.6%，均高于其它产业的增长率。尤其是随着我国实施“互联+”行动计划后，带动全社会兴起了创新创业热潮，使得服务外包产业的领域加速扩展、业态加速创新、观念加速更新，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领域。服务外包融入到制造业后发展成为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到民生社会后发展成为生活性服务业，跨入科技领域后发展为科技服务业。国家为支持服务外包发展，除了颁布发展服务外包、服务贸易的专项文件外，还分别颁发了发展科技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使得服务外包成为落实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就业”的战略需要和经济转型发展、产业创新升级的重要手段。

自2006年商务部实施“千百十”工程以来，为扶持服务外包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以“示范引领发展，培育环境要素，重点突破离岸，扩大产业规模”为主要目标，国家先后出台了产业扶持和产业推进相关政策，先后认定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21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以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认定为基础，在示范城市实施税收减免、财政支持、人力资源、环境建设、投资促进、金融外汇、配套服务等优惠政策，以此推动产业发展，这些政策可延长到2018年。

在国家给予支持资金的基础上，各山柚子属示范城市再增设《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予以配套，具体金额各示范城市根据本地情况略有差异。上述城市对于奖励发展离岸服务外包、支持科技孵化企业和项目研发、资助创办专业园区、鼓励企业创建自主品牌等方面，都分别出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支持政策。

政策导向须进一步突破创新

不可否认，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目前还是以中小微企业为代表，在参与国际市场中，规模、技术、品牌“三大软肋”以及人力成本、盈利能力、信息资源“三大挑战”日趋凸显，这也成为近年来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增速趋缓的原因之一。在服务外包市场调节和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发展机制中，除与时俱进地创新技术外，还必须在观念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在整合资源、融合发展中寻求机遇。尤其是在政府的政策导向上，在管理体制、促进机制、政策体系、监管模式等方面需进一步突破和创新。

第一，应加强市场培育与政府主导。

加速复制示范城市成功经验。自200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国办函〔2009〕9号）批复将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确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以来，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每年完成的主要指标示范城市均占90%以上，有力地体现出政策引导的力量和功效。为加快释放服务外包的社会潜力和市场资源，推进服务外包更快速、更全面、更健康地持续发展，建议要加快推广示范城市7年来在管理体制、促进机制、政策体系、监管模式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加培养8家以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快复制和推广到有条件发展服务外包的城市。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向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有效加强政府主导功能。有的示范城市参照国外通常做法，针对服务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主导机构也不同。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初创阶段，由于中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资源、简单的技术以及基础设施、商务环境、客户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活跃在服务外包国内外市场的多数是外资或合资企业，各地方的政府主导单位一般都是当地的商务部门。随着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高科技领域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制造业、医疗、金融、教育、建筑、运输、养老等产业对服务外包的需求日益剧增，在岸服务外包发展迅猛，不少制造业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对外提供的专业服务已占企业产值的50%以上，有的甚至已转型为服务外包企业，既促进了生产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扩大了服务外包产业规模和专业化程度。在这种状态下，为更有利于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主导服务外包产业“以鼓励离岸为主到离岸与在岸协调发展”，建议应纳入国家“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协调机制（国办函〔2016〕8号）。国家鼓励政策应逐步向规范化方向调整，例如统一产业标准、规范市场行为、提供评估保障、加强监督管理，适时适当地出台约束性的政策法规。

第二，创新“规模和质量并举”的政策设计。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城市发展基础不一样，仅从数据上的比较或简单评估，难以从根本上增强产业发展的动力。目前应重点宣传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一些非示范城市在政策创新方面可复制、可推广、可学习的经验。与此同时，“十三五”期间，国家应根据地区差异实行不同的鼓励政策。

沿海城市应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深度发展；减免在制造业企业向生产性企业或科技型企业转型升级中土地“改性”费用；减免在服务外包和制造业产业链一体化或企业兼并重组规划实施中新增的财税；鼓励培育离岸服务外包结算中心和区域性总部项目落地的相关资助；对本科以上学历的大学生租房费用给予分类补贴。

中西部城市应对建设专业园区基础设施费用增加贴息贷款额度和延长贷款时限；补贴对服务外包平台建设中的设备购置和运行费用；补贴对中高端人才引进和基础技术培训费用；对落户于专业园区的服务外包企业在能源通信、办公用木垒黄耆房、境外设点、产品展示、企业孵化等方面进行补贴；鼓励制造业在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中，根据产业链一体化规划减免新增财税和人员培训、安置等费用补贴。

与此同时，逐步出台针对不同重点行业领域的细分政策。

逐步出台从离岸为主到离岸和在岸协调发展的优惠政策，包括资质认证种类范围，由国际资质认证扩大到有较高价值含量的国内资质认证和行业认证；结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与具体产业部门相结合，出台操作性和落地性更强的行业细分政策。

第三，支持人才培养和培训。

人才培养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培训计划的制订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从课程设计、能力训练和培养机制三个方面着手，创建一种科学、有效的国际服务外包中高端人才培养模式。应鼓励开发基于智能移动终端的、支持多种操作系统的人挤出压力的波动才信息发布系统，以及基于移动互联应用的远程络人才数据库、岗位智能匹配、检索及视频面试系统等服务平台。

各级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敦促、鼓励和支持国家行业协会会同有条件的大专院校、培训机构、咨询机构、企业集团，就有关人才培养标准、计划等尽快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鼓励与美国、欧洲、中国香港等建立人才和业务的定期交流和互认机制，打造信息共享、融合发展、合作共赢的行业规范和市场环境。

第四，推进东西部联动机制。

2013年8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兰州主持召开促进西部发展工作座谈会时曾指出：“发展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中西部。要实行差别化的经济政策，支持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环境友好型产业转移，扩大向西开放，拓展交流合作发展空间。”

我国沿海地区由于具备区域环境、产业基础、信息资源、人才集聚、市场活跃、国际化程度等众多优势，服务外包发展迅速。但近年来成本不断上涨，如劳动力价格、房地产价格、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融资成本以及当地生活成本等，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沿海地区一些服务外包企业（或业务）向商务成本较低的城市转移。尽管二三线城市在基础设施、环境配套、产业基础、人力资源等方面还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但人力成本、能源成本、房地产价格、生活费用和潜在的市场也是1家专业的实验机方案解决专家资源等与一线城市相比具有较强竞争力。因此，要鼓励和扶持建立服务外包一线城市的溢出与中西部二三线城市潜能有效对接的新机制。通过“政府推进、市场调节、企业参与”机制，出台扶持和鼓励有条件的城市搭建服务外包或服务外包各类综合服务平台的政策。（作者系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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